海外国学掠影
国学好像是现在最热门的一个词了，这一波国学热，从思想史来分析，实质是大陆八九十年代的新启蒙文化结束后，国人寻求自身定位而形成的新的文化诉求。在此特定时代的国学，有着文化和地域的双重寓意，指向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这很自然，因为文化是相应于社会群
国学是很复杂的概念，其内容涵盖很广，比如最基础的汉语、义理层面的儒释道、知识层面的经史子集、艺术层面的琴棋书画、技术层面的医卜星相等等，其中义理层面的儒释道是讨论最多、应用最广的，本文也主要着眼于此。国学的展开也有好几个层面，在基础层面，国学的发展需要知识界的深入研究。在这方面，港台有两个鼎鼎大名的学术机构：香港新亚书院、台湾鹅湖学社。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就要面向每一个人进行国学教育、普及与传播。这个层面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在中小学对国学的学习，传统的书院教育，文化团体的讲课培训，公众媒体的传播等等，而台湾学者王财贵推动的读经教育是最普及的方式。这些工作之后，还有实践层面的展开，可以说“研究――教育――实践”三者构成了国学的整体面向。
有一点需要说明，国学包括儒释道三大宗，并不是儒家独占。但港台的佛道情况比较复杂，而且宗教性的佛道很特殊，所以一般来说国学所接触的层面、所面临的问题，大多是儒学的展开。因此本文便以港台儒学为主（文中常有国学与儒学混用的情况，请读者谅解）。
国学遗铎：新亚书院
在港台国学谱系中，新亚书院是公认的源头。新亚，是钱宾四、张丕介、唐君毅于1949年在香港创建，后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共同构成香港中文大学建校之三大成员书院。所谓“新亚”，取亚洲新生之义，在过去的60年中，新亚书院确实对中国文化乃至亚洲文化有重要的影响。其众多的学术成就不必一一列举，仅一点：现代新儒家（广义的）在当今西方文化强势、经济大潮冲击下能够成为一个重要学派，已经证明了新亚学术群的研究成就。而在精神归属层面，新亚书院作为一面旗帜，已经成为认同中国文化的同道人士的精神圣地，具有很大的感召力量。中国传统上对民族、对文化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因有人文化成之愿，从而孜孜不倦地求道笃行；但从个体来说，总要有一个精神支撑。新亚在现代就起到了精神家园的作用。
可惜的是，新亚书院只是留下了新亚精神这一遗铎。1963年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时，新亚书院还是很独立的。到了1974年，港府同意学校当局把财政、行政、招生、聘任等大权集中大学本部的建议。新亚九名董事全体辞职也未能抗拒此种违反当初建校承诺的做法。因之，唐君毅等人从中文大学退休，在新亚书院旧址主持新亚研究所，继续中国文化之研习与传播。此后，新亚书院被收编，新亚研究所力量不足，纯粹意义上的新亚书院已成绝响。今年5月，笔者从中大出发探访新亚研究所，甚至连哲学系的同学都不知道研究所的位置了。
新亚书院虽被收编，但从教育层面来说，反思书院这种教育形式在现代国学的传播过程中如何运行还是很有意义的。从南唐白鹿洞书院开始，九百年来传统书院在官学体制之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自由讲会、师友谐和、学修并重等，书院教育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进入现代中国，因为经济支持缺乏、人文教育匮乏、教育体制西方化等问题，书院成为相当微弱的力量。但从国学的角度来说，书院教育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两者同根并生，虽难言在未来中国能否有更适宜的教育形态来促进国学发展，但书院至少是有借鉴意义的一种方式。退一步，就中文大学现行的书院制来说，也很有价值，对成长期的学生养成良好的文化心灵、生活理念以及交友之道都有重要意义。
道统流传：鹅湖学社
因为胡适之、傅斯年等人的影响，台湾早期以历史学、汉学研究为重，这自然也在国学范围之内。但这条学问路向很专业，在国学教育、传播上的影响不是很直接，因此真正在台湾思想界代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群体是鹅湖学社。
鹅湖学社与新亚书院一脉相承。1975年，在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支持下，王邦雄、曾昭旭、袁保新、杨祖汉等人创办了《鹅湖》学刊。三十多年来，鹅湖成为现代新儒家最重要的一个阵地，培养了几代儒家学者，出版了大量著作，在自由主义、士林哲学乃至汉学盛行的台湾学界挺立起了儒家义理之学。除此之外，鹅湖还有两个相关的影响。一、杜维明、刘述先等旅美教授向世界介绍了新儒家的思想，让儒家文化初步走向了世界。二、80年代后，新儒家反哺大陆学界，1986年方克立、李锦全主持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项目，是大陆儒学研究得以深入的重要契机。
学术领域的成就无须多言，重要的是鹅湖学社对大陆有什么借鉴意义。首先，可以看到，主持者之影响是学术团体发展的基石。徐、唐、牟三位是鹅湖成其为鹅湖的关键所在。当今大陆学界缺乏较成型的学术团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术断层，没有德高望重的学者主持。其次，鹅湖是植根于台湾较好的文化传统这一大背景下的。鹅湖诸君，不仅有学院里的师生，而且还有像李祖原、陈癸淼等经济政治人士，而王惕吾、刘振强等传媒领袖也给予支持，这都是鹅湖得以发展的基础条件。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群体，需要国民普遍的文化素养为其深层的土壤。由此我们可以说，大陆现在的国学热为以后能够形成有力量的国学研究群体打下了基础。再次，在教育传播、社会活动上，鹅湖有鹅湖书院，但主要是面向高校的学生；对社会活动则较少参入。鹅湖之保守，并不一定是最佳的，但相较于无处不在的文化运动、文化博弈，鹅湖自有其价值。这也告诉我们现在在大陆宣传国学，也一定要有所操守。
国学在民间：全球读经运动
看过学院里的博雅，我们再来看看民间的真实道场。港台尊师重教，教师是很好的职业，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也很大，公益文化活动更是丰富，这些都使得港台的文化氛围很浓。不过港台的宗教活动很流行，也很有中国特色，佛道教盛行，而且多有重叠，大家既拜菩萨又拜神仙。因佛道之宗教性，国学意味不明显，所以更能体现港台国学的是经典教育。
从语言基础来说，港台还是使用繁体字，且在语文教育中，古文占比重很大。从某种程度上说，白话文还没有经过人文经典的充分塑造，还是未成熟的语言，所以学习古文就成为培养文化意识、建立民族认同的最好方式。且在学习过程中，自然对国学的经史子集能有更多的接触，所以，港台国学教育有先天的优势。但对此进一步做出提升的是王财贵推动的全球读经教育。
王财贵是鹅湖中人，家中经营画社，有良好的国学修养。90年代初推行少儿读经教育的时候，鹅湖的一些师友还认为更应该静下心来做学问。但十多年过去了，这一活动结出了累累硕果，并且带动了大陆的读经活动。可以说，这一工作很必要而且迫切，对国学教育有着重要意义。读经至少有几点好处：一、少儿读经，是非常优秀的教育方式。虽然读经如何与其他教育因素融合还有待探索，但读经本身确实有很多益处。二、读经是普及国学的最有效方式。国学以经史为本，只是史学脉络需要在长期的人生经验中体悟，因此经典阅读就成为主要方式。三、读经可以对峙现代技术社会的张力。人文的匮乏造成了现代人的种种生存困境，简易而有效的读经能够很好地培育人文理念，增进文化素养。
台湾读经有几种方式：一是晨读或周会等自发读经，二是学校中的读经课，三是私塾里的专门教育。其中，第三种最值得关注。现在的私塾，不是传统式的基于宗族、乡里来运作，而是在现代城市群体中提供的一种教育方式，且在台湾是纳入政府教育系统内的。私塾与主要面向成人的书院共同构成了国学教育的常规场所，而前者的运作更为成熟，制度也较完善。林绮敏创办的华山书院，在王财贵等人的推动下成为台湾读经教育的核心机构。他们进行儿童读经、师资培训、文化讲座、教材出版、网络宣传等多种工作，并与台湾的私塾、读经班多有合作。台湾还有很多民间书院，笔者曾拜访过台北永和市王镇华主持的德简书院，虽然规模很小，但一些同道能够长期坚持读经典、做修养工夫，是非常有意义的。鹅湖学者樊克伟也每周在台北孔庙给儿童讲《论语》，很值得尊重。
读经教育仅是普及国学的一种方式，还有其他多种方式。比如文化讲座，在台湾就很盛行。就儒家来说，推行民间儒学、平民儒学，这是未来的方向，儒家的根就在人伦日用之中，也可以说国学的根就在人伦日用中，理应要落实到民众的生活实践中去。台湾在这方面做的较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语言的障碍：香港国学的困境
与有着浓厚中国文化底蕴的台湾不同，香港属于一种新兴的文化区域。理解香港民间层面的国学，不能看因种种因素而聚集到香港的研究团体的学术成就，而要考虑到香港经济社会的基本面。作为连接大陆与世界的自由港，香港被推动着繁华起来，也将香港人放置于超越自身本有的物质世界中去，这自然就压缩了文化的空间。而且香港是以粤语和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中国正统文化之外，所以国学就更空白了。但近十年来有一个机缘，那就是跟大陆的关系密切，普通话变得重要起来。某种程度上，对香港民间来说，国学的命运可以说与国语（国语是台湾的用法，在此借用之）挂钩的。不过，即使有此机缘，国学依然很微弱，少有热心人士推动国学，经典教育也不盛行。就与国学相关的文化机构来说，香港较有影响力的有孔教学院，是香港认可的孔教主持机构；还有法住学会，由唐君毅弟子霍韬晦创办。这些机构都做了一定的国学推动工作。
可以说，香港的情况很特别，不能希望其国学教育与实践有多大的成就。但反过来看，将香港理解为大陆与世界的连接点，如果在香港能够推行国学，也就能够让世界更多地接受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属于未来应有的发展，香港现有的国学因素并不多，这与国语在香港的境遇类似。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广义的文化产业来理解香港的国学情况，这是值得大陆学习的地方。香港有一个较好的文人阶层，在文学、报业、影视等方面有深入的融合，中大哲学系教授郑宗义就曾在无线写剧本，这很有趣。另外如金庸，金庸的写作不是文学式的，而是以商业的方式写出了武侠文化这一产业。武侠实是基于国人的文化心灵而来的，方能流行开来，所以这完全可以看做是国学在现代的应用性发展，而这一发展是很值得我们反思并加以延续的。
反观大陆
说港台，说国学，最后的关照总是大陆。这不是因为笔者生在大陆，实际上港台的学者也总是如此。如果说大陆是中国文化的故乡，港台就是自由闯荡的游子，两者之间的关联十分自然。四五十年代时，港台老一辈学者大部分是从大陆过去的，这一阶段是港台借助大陆资源的时期。到了八九十年代，港台有了较大的发展，又反哺回来，给相对闭塞的大陆带来了新的气息。进入新世纪，随着大陆整体的发展，儒学、国学的发展动力更多由大陆提供。这三个阶段就构成了港台与大陆的文化互动的基本情况，而经过如此三次流动，三地的文化形态都进入相对稳定期。不过，港台相对偏小，不足以成就一个大的文化脉络，国学未来的深入发展必须由大陆来实现。而港台的发展自然也会随之前进，这可以看做未来的第四次互动。
回顾港台国学的发展，除了外在条件困难之外，自身并无大问题。虽然在学界内部也有激烈的讨论，但并没有在社会层面引起争议。而随着大陆国学的更普及、更深入，却引发了对国学的一些质疑，比如说政治儒学、儒教运动等等都招致很大的反对声音。这自然是国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有大陆特别的政治文化背景，但港台的实践依然值得借鉴。它们所昭示的社会上有实践、学术上有成就、政府上有支持，三者都是国学的未来发展应有之义。
大陆说“国学”，而国际学术界则说“汉学”，这是很有趣的差别。实际上，这两个词都是过渡性的。“国学”意味着我们面对西方文化需要强调国学来自我定位，而不是在中西会通中做出的理性选择；“汉学”意味着国外认为中国文化只有历史以及地域的意义，从而实际否定中国文化之普遍价值所在。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中国文化与国外文化的真正融合，这样中国与世界都能够客观地理解、把握中国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国学”，还要成为世界的“中国学”；而现今民众群体的初始性的“国学热”也应该发展为较成熟的“文化热”。虽然这还很遥远，但理应是国学下一阶段的发展，相信一定会实现，即使过程很困难。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本文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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